Sunday, April 30, 2006

不能錯過認識世界與認識自己的任何一種可能


Who am I? This is a question, forever.

這學期開始上Johnathan Fryer的社會學課,一個禮拜下來,彷若醍壺灌頂般的經脈全通,得到知識舒暢筋骨的快感。首先,Johnathan是一個參加過越戰、已經寫了至少25本書、在BBC Radio工作的自由作家;並精通中日文文學,看起來已六十幾歲卻條理分明的淵博講師。其次,這學期十個禮拜他要講的主題正是我碩論的核心命題"Identity",第一個禮拜光是導論,預告未來將擴及後現代家庭結構、性別角色、女性主義到後女性主義、年紀與職場、都市化與後現代城市景觀等等子題,各自配合不同的Case study,令我彷彿是進行一場小型的「碩士後研究」。也許是拜碩士論文的慘痛磨練,加上聽力顯著進步,除了討論課之外,一個星期兩次的聽講課〈lecture〉,我的筆記滿滿都是文明的靈光與差異的反思。一個台灣人坐在英國講堂裡,我想,如果得到的是思想的反芻與增進,已經足夠幸運。
然而,國族認同,理所當然的成為第一周,清一色國際學生反響最大的命題。我虛心聽著韓國日本學生對自己國家的肯定,心裡的激動一秒都未曾停歇,直到上課結束,我還禁不注的警惕自己,相較他們對於自己的身分、語言與國家的勾連,篤定的自信,我應該要拿出更多的耐心,去解釋故鄉的歷史與我們正在建構國族想像的動機。
Johnathan絕對肯定國族主義再次復興的可能,這當然包括蘇聯垮台後,原本從二戰後自奧匈帝國〈Austrio-Hungarian Empire〉獨立出來的捷克與南斯拉夫,前者於1993年解體成傑克與斯洛伐克兩國;後者則於於1993年開始到2003年,各共和國相繼獨立與解體多次,這些國家人民的國家認同當然也隨之多變。對於英國多元社會的衝擊尤其強烈,當然也更增添國際政治上的挑戰。此外,語言當然也是這些地域的認同指標,他的例子則轉到西班牙兩個特殊自治區Catalonia和Bosque,在西班牙內戰後的1939年,法蘭哥獨裁政權統治期間,他嚴厲禁止了這兩個地區的主要語言Catalan和Basque的使用,一般民眾只被允許官方語言西班牙語。這個禁令直至1975年法蘭哥死後才解除。隨即,Catalan語和Basque語馬上成為這兩個地區的官方語言,西班牙語則落為第二官方語言。這以上兩個正面的例子,很難不讓我想到正在建構國家與語言的台灣,在多元文化與後殖民清理工作上,堅定急需努力加把勁的決心。
即使是我這一代的韓國日本的大學生,和他們接觸的結果,對於台灣的認識還多是一知半解。不過這樣的工作也急不來,透過各種藝術媒介,我相信更有說服力。譬如這禮拜從圖書館借到陳儒修的博論翻譯《台灣新電影的歷史文化經驗》,出版將近十年之餘,當年還是第一本英文台灣電影論述。十年後讀來還是佩服他的遠見與問題意識,以及積極面對台灣殖民史的正面態度,真是相見恨晚的著述風範。

書背上為這一系列台灣電影史叢書寫著宣傳語言:咱台灣拍電影,看電影也有好幾十年了,可是到底我們在拍什麼、看什麼呢?是不是也一些值得紀錄的人、事、物、片可以留下來的。又當時我們的生活、社會和環境跟這個台灣電影又有啥關係?......裡面有些不錯的東西在。並請多多關心這面台灣人做的「大銀幕」。
還記得我的第一部電影是1983年「兒子的大玩偶」,在媽媽的懷裡,半睡不醒看著陳博正飾演的小丑放大的臉,那時候才五歲吧。還記得,在我幼小的視線裡,只記得滿場的人,以及我的前面好幾排,那些密密麻麻的人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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