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窗外的世界
我的房間有個天窗。在英國夏季時間裡,夜晚最短只有六七個小時,如果我在睡覺前沒有拉上窗簾,在一早射進我臉上的光線,四點多就可以把我叫醒。
我不太常拉上窗簾,也不是那一份「早起的鳥兒有蟲吃」勵志的思考,純粹只是告訴自己在台灣常常熬夜的身體,應該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調整。
在英國的我是純粹的外國人,道道地地的「他者」。住在這國際大城,你的早起既不會讓泰國政變緩和,你的精神抖擻也不會讓英國軍隊撤退。我躺在天窗底下,其實我是繞著這個國家,這個城市轉。
日本朋友M在準備口頭報告時,和我討論起她對日本國家認同的觀點──「含混的日本」(ambiguous Japan)。她企圖從文學與歷史的角度,關切現代日本的國家認同。當她的日本朋友質疑她喜歡寺廟古建築的興趣和外國人沒兩樣,當她的日本朋友質疑日本現代都市設計不過是亞洲文化的一部份時,她激動的對我說:那麼「日本人」到底是什麼?
我告訴他我的驚訝之處,日本畢竟在全球化下屬於文化強勢國,以英國為例,日本電器、數位產品、食品的辨識度相當高,何來有認同的含混性?她糾正說我這完全是外國人的觀點。現今日本國內,越來越少年輕人關心日本古代和近現代史,對於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、西方文化的親緣性不再關切。在這平安的年代,日本人意識到自己是日本人,大概只有在拿出護照的那一剎那吧。
當她借用大江健三郎在諾貝爾文學獎演講稿上,嚴厲批判日本不該「精神鎖國」,青年不該遺忘歷史的觀點的同時,台灣不正在歷史的巷弄中適應或被糾正自己的舞步?像一名資淺的舞者,姿勢還尚未固定,骨頭仍舊僵硬,總是被大師們指點錯誤百出的地方。
然而不知該慶幸還是反省,當意識到自己和別人迥然相異的身體條件的同時,是否又成為了另一個「他者」?
(原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6.10.26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