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窗外的世界

我的房間有個天窗。在英國夏季時間裡，夜晚最短只有六七個小時，如果我在睡覺前沒有拉上窗簾，在一早射進我臉上的光線，四點多就可以把我叫醒。

我不太常拉上窗簾，也不是那一份「早起的鳥兒有蟲吃」勵志的思考，純粹只是告訴自己在台灣常常熬夜的身體，應該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調整。

在英國的我是純粹的外國人，道道地地的「他者」。住在這國際大城，你的早起既不會讓泰國政變緩和，你的精神抖擻也不會讓英國軍隊撤退。我躺在天窗底下，其實我是繞著這個國家，這個城市轉。

日本朋友Ｍ在準備口頭報告時，和我討論起她對日本國家認同的觀點──「含混的日本」（ambiguous Japan）。她企圖從文學與歷史的角度，關切現代日本的國家認同。當她的日本朋友質疑她喜歡寺廟古建築的興趣和外國人沒兩樣，當她的日本朋友質疑日本現代都市設計不過是亞洲文化的一部份時，她激動的對我說：那麼「日本人」到底是什麼？

我告訴他我的驚訝之處，日本畢竟在全球化下屬於文化強勢國，以英國為例，日本電器、數位產品、食品的辨識度相當高，何來有認同的含混性？她糾正說我這完全是外國人的觀點。現今日本國內，越來越少年輕人關心日本古代和近現代史，對於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、西方文化的親緣性不再關切。在這平安的年代，日本人意識到自己是日本人，大概只有在拿出護照的那一剎那吧。

當她借用大江健三郎在諾貝爾文學獎演講稿上，嚴厲批判日本不該「精神鎖國」，青年不該遺忘歷史的觀點的同時，台灣不正在歷史的巷弄中適應或被糾正自己的舞步？像一名資淺的舞者，姿勢還尚未固定，骨頭仍舊僵硬，總是被大師們指點錯誤百出的地方。

然而不知該慶幸還是反省，當意識到自己和別人迥然相異的身體條件的同時，是否又成為了另一個「他者」？ 　　

（原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6.10.26）